家国情怀传递着中华民族家国一体的执着信念，牵动着中华儿女对家的眷恋，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国趋赴、挺膺担当，内含温情、彰显大义，极富中华文化色彩和精神感召力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厚植家国情怀，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，以“修齐治平、兴亡有责”集中概括家国情怀的内涵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元素、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等角度，深刻揭示家国情怀的价值和意义。
“修齐治平、兴亡有责”是家国情怀内涵的集中概括，两者内在统一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进程。“修齐治平”之论渊源甚久，《礼记·大学》提到：“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“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”出自清代顾炎武《日知录》，后经梁启超提炼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。左图为宋刻本《礼记正义》；右图为清刻本《日知录·正始》。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
“修齐治平”之论渊源甚久，其系统表达则在《礼记·大学》。《礼记·大学》开篇即讲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，“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”，“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”。修身是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本，而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则为修身之旨，层层递进、接续延展，其中蕴含理想抱负、责任担当。古往今来，修齐治平被视作为学次第、进德修业之阶，是中国士人精神的核心。至清，在《与友人论学书》中，顾炎武称“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，皆学之事也”，并在《日知录》中将“保天下”与每一位普通人关联起来，提出“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”。这一名论，与修齐治平的内在精神是血脉相通的。19世纪末，梁启超在顾炎武相关论述的基础上，提炼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表述，在寇急祸重之际迅速呼响于大江南北，凝结成中华儿女为救亡图存自觉担当的集体意志。概言之，修齐治平重“德”，侧重于由内而外的道德实践路径，是中国古代先贤人生理想的实现阶梯；兴亡有责重“责”，侧重于由外而内的责任主体觉醒，是修齐治平之道的应有之义，两者内在统一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进程。
修齐治平、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，孕育形成于中国农耕文明的沃土。中国自古以农立国，绵延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奠定了民族生存的物质基础，镌刻了中华民族以土为根的文化印记。中国人视乡土为生命母体与灵魂归宿，正如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所讲的那样：“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”，“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”。农耕生产催生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，人们从家庭、宗族生存秩序出发，以个体为基点，由近及远，将血缘伦理中的孝亲义务升华为政治伦理中的报国担当，最终实现个体与集体的价值同构，进而建构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。国家以法律和道德治民，家庭以家法族规约束成员，家与国形成稳定秩序，以家为基的乡土根脉升华为超越家族、地域的家国情怀，支撑着个体生命、家庭生存、社会稳定以及国家运行的深层秩序。
西周时期家国一体，国家秩序与宗族秩序高度统一，宗族权力与国家权力合二为一，礼乐文明是维系西周政治秩序与宗族秩序的纽带。春秋战国时期，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的革新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，并引发社会经济、政治结构深刻变动。这是一个传统家国秩序解体、旧式礼乐制度崩坏、诸侯国家间战争频仍的时期，也是一个在动荡中孕育新思想、新秩序的重要历史时期。诸子百家心忧“天下大乱，贤圣不明”的离乱境况，积极探讨重建家国秩序、实现天下太平的路径和方法。孔子强调“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”，主张“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”，为了实现“天下归仁”的政治理想，他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，展现了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决心和毅力。此外，老子讲“修之于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于家，其德乃余；修之于乡，其德乃长；修之于国，其德乃丰；修之于天下，其德乃普”；墨子强调“尚同之为说也，尚用之天子，可以治天下矣；中用之诸侯，可而治其国矣；小用之家君，可而治其家矣”；孟子主张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”，认为“人人亲其亲，长其长，而天下平”；等等。百家之说虽彼此不同，但致力经邦济世、追求天下太平的修齐治平情怀是高度一致的。
秦汉交替之际，人民饱受苛政与战乱之苦，成书于西汉初年的《淮南子》一书顺应人心思治的潮流，在总结前朝治乱兴亡教训基础上提出“政教平，仁爱洽，上下同心，君臣辑睦，衣食有余，家给人足”的治世理想，并阐明了治国者为实现这一理想需要恪守的“处静以修身，俭约以率下”的为政之道。这一主张与董仲舒倡导的“修身审己，明善心以反道”以及“文德为贵，而威武为下，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”的修齐治平理念相贯通。唐宋之际，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开明君主认识到“若安天下，必须先正其身，未有身正而影曲，上治而下乱者”；以韩愈、范仲淹等为代表的儒家文士高倡“以国家之务为己任”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并在国家需要时坚持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、“愿得此身长报国”等，体现了士君子的担当精神。正是对天下太平的向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，激励着秦汉、唐宋时期的人们努力缔造出一个个为后人称道的治平之世。
明清时期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。这一时期，经济生产方式悄然变化，传统社会结构随之呈现松动迹象。与之相应，修齐治平、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在内涵上有着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。从王守仁对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的诠释，到李贽“尧舜与途人一，圣人与凡人一”的发明，从黄宗羲“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、“天下之治乱，不在一姓之兴亡，而在万民之忧乐”的主张，到顾炎武“仁义充塞，而至于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”的论断，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普通民众在“天下”中的主体性地位和根本性价值不断彰显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黄宗羲提出“我之出而仕也，为天下，非为君也；为万民，非为一姓也”。在这里，志士仁人修齐治平、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，鲜明指向对天下民情民瘼的高度重视。视民如伤、枝叶关情、重视民本、致力为民请命的家国情怀，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，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基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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